撰稿人：中证信用服务（北京）有限公司顾问专家王岩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副局级巡视员
中国银监会创新部主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重构，我国经济发展也步入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这并非寻常的短期波动，而是一场涉及增长动力、产业结构、债务模式与全球经济地位的系统性“超级大周期调整”。在这个“十五五”规划启航、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深刻理解这一调整的本质，并以史为鉴，汲取欧美、日本等经济体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政府平台公司坚定转型决心、稳妥化解债务风险、最终穿越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超级周期的交汇：中国经济调整的历史方位与核心特征
所谓“经济超级大周期”，是指由技术革命、人口结构、地缘政治、债务杠杆等长期根本性力量共同驱动的、跨度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范式变迁。历史上的战后重建黄金期、信息产业革命期都可被视为此类周期。当前，我们正站在多个新旧超级周期的交汇点。
从全球看，一个被高盛策略师称为“后现代周期”的新范式正在形成。其主要特征包括：全球化向区域化回摆，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取代效率成为优先考量；资金成本结构性上升，持续数十年的低利率宽松环境发生逆转；以及政府支出与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同时面临绿色转型与人工智能两大重塑性力量的投资需求。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更是指出，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债务货币化、内部冲突与大国权力转移，是历史上长期债务周期末端的典型特征。
聚焦中国，我们的调整则更具复杂性和独特性。一方面，我们同样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外部技术竞争加剧等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我们正主动进行一场深刻的“模式转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债务拉动投资旧模式转向依靠内生增长动力的新模式。上海财经大学的专家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调整，目标是从旧模式转向以制造业和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新增长结构。这一转轨过程，恰与全球“后现代周期”叠加，共同定义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核心命题：如何在不依赖债务过度扩张的前提下，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与再增长。
二、 他山之石：欧美与日本周期调整的经验与镜鉴
在穿越周期的历史上，欧美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材，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复深思。
（一） 日本的教训：资产泡沫、债务积压与转型迟滞的“失去三十年”
日本案例的警示意义最为直接。其经历完美诠释了“如何错误地应对一个超级周期的终结”。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完成追赶阶段后，未能及时将经济引擎从投资与出口切换至消费与创新，反而在宽松货币政策和盲目自信中催生了巨大的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后，关键的错误在于应对迟缓：政府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置犹豫不决，缺乏有效的法律框架和决断力，期待资产价格自我恢复，导致“僵尸企业”和债务问题长期化，挤占了新经济的资源空间。
更为深刻的是，日本在危机后多次在复苏根基未稳时过早进行财政紧缩，打断了经济自我修复的进程。这导致通缩心态固化，企业不愿投资，居民不敢消费，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的边缘。尽管日本后期通过超常规货币政策避免了金融体系崩溃，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增长颓势。其根源在于，传统的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制等“赶超密码”，在创新周期来临时，反而可能成为阻碍“创造性破坏”发生的制度性障碍。日本的经验残酷地表明：依赖资产泡沫的虚假繁荣终将破灭，而对存量债务和僵化结构的“温柔”处置，只会以牺牲长远增长潜力为代价。
（二） 欧美的启示：危机出清、创新引领与金融市场的角色
相较于日本，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应对，展现了另一种路径。其通过快速的压力测试、果断的金融机构重组和公共资金注入，相对迅速地稳住了金融体系核心，虽然过程痛苦，但实现了风险的部分出清。更重要的是，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的深层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一轮信息技术超级周期的延续与深化（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金融市场对创新型公司（如FAANG）的巨大支持。
欧洲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其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债务问题常表现为主权国家间的博弈。但其推动的绿色转型（“欧洲绿色协议”），旨在通过设定前瞻性的产业标准，创造新的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量，为化解存量问题提供空间，这一思路颇具启发性。
综合来看，欧美的经验（特别是美国）提示我们：第一，对危机核心（如坏账、僵尸企业）的快速识别与处置至关重要，拖延只会放大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必须从服务于信贷扩张，转向服务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三，培育并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如AI、绿色科技）是走出周期低谷的根本出路。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也指出，中国需完善从居民储蓄到权益融资支持创新的金融闭环，使资本市场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支撑。
三、 核心攻坚：坚定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为化债赢得战略主动
在上述宏大的周期调整背景下，我国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以及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转型，已成为关系调整成败的核心攻坚战。历史的镜鉴清晰显示，债务问题不能靠“拖”和“捂”来解决，必须与增长动能的转换协同推进。
首先，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摒弃“平台依赖”，坚定转型决心。 过去，城投公司作为城市建设的融资抓手，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在新发展阶段，其依赖政府信用、融资用于缺乏现金流的基础设施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且积累了巨大风险。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城投信仰”已是旧周期的产物，继续维系只会延缓地方经济新陈代谢的步伐，重蹈日本“僵尸企业”拖累整体效率的覆辙。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财政部推动的隐性债务置换政策，已通过发行低成本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高息隐性债务，为平台公司“减负”和“瘦身”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数据显示，相关置换政策实施后，有效减轻了当期流动性压力，并推动了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其次，转型的关键路径是“脱虚向实”，从“融资端”思维转向“运营端”和“产业端”思维。 平台公司必须与地方政府信用进行清晰切割，通过重组整合、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其目标定位应从“城市建设融资者”转变为“区域资源综合服务运营商”。具体方向包括：
深耕区域开发与运营：从单纯的“融资-建设”转向“规划-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在片区开发、城市更新、智慧城市等领域培育可持续的现金流。
主动服务地方产业：围绕地方主导产业链，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建设标准厂房、提供专业服务等方式，成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和服务商，分享产业成长红利。
盘活存量资产：将手中庞大的基础设施、不动产等资产通过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实现存量变现和良性循环。
这一转型过程，本身就是化解债务的过程。通过市场化盈利覆盖债务利息，通过资产证券化置换存量债务，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充实资本金，平台公司可以一步步“瘦身健体”，走出债务泥潭。
四、 统筹施策：以创新驱动增长，以时间换取空间
化解10万亿量级债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核心策略是 “以高质量增长创造化债空间，以债务重组为增长换取时间” ，形成良性循环。
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将经济增长的基石切换到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上。 这是穿越任何周期的终极答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与其创新生态系统活力不足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全力落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首位”的战略部署。各级政府应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政策激励，从过度依赖基建投资，转向支持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以实体经济和原创科技为核心的新周期。只有新的、更具生产力的产业蓬勃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才能从根本上覆盖和消化存量债务的成本。
另一方面，对存量债务要进行精细化、市场化管理，区别对待，杜绝系统性风险。利用好政策窗口期：积极运用财政部推出的债务置换、展期重组等工具，显著降低利息负担，拉长债务期限，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
分类处置，精准拆弹：对与经营性资产对应的债务，要坚决推动平台转型，用项目收益偿还；对纯公益性项目形成的债务，应通过财政资金安排逐年化解。要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强化协同，分担责任：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与金融部门间的风险协同处置机制，防止风险跨区域、跨市场传染。
结语：在历史转折点上做出正确抉择
我国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超级大周期调整，其深刻程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它要求我们同时完成三篇大文章：化解旧周期遗留的债务与结构问题、推动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并在全球新范式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这是一场考验定力、智慧和勇气的远征。各级政府及平台公司，尤需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汲取刻骨铭心的教训，避免因短期维稳而牺牲长期改革的机遇窗口；要从欧美产业变革的历史中看到，唯有创新才能引领周期。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告别对土地财政和债务驱动的路径依赖，将宝贵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服务实体经济中去。
10万亿债务是压力，更是倒逼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只要我们坚定方向，用好用足债务重组带来的宝贵时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创新驱动的洪流，就一定能够跨越这道发展的“坎”，在新一轮全球超级周期中，开创属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新纪元。正如专家所言，我国宏观经济基础坚韧，家庭“有需求”，企业“有动力”，政府“有空间”。现在需要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将这份潜力转化为穿越周期的强大现实力量。
